周天勇|经济增长:谁来生产•怎么分配•需求在哪里•如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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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周天勇

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

中国新供给50人论坛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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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努力将经济增长速度支撑在5%左右,是经济能不能稳定恢复向上,长期关系到能不能初步实现现代化的关键。

一、经济增长与技术创新发力的对策建议

有的给中央加快发展的对策建议提出,支撑经济增长上行,主要需要供给方面生产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的创新。从国民经济循环、运行和增长的综合看,对策如果往往是从一个点、一个领域、一个环节等局部提出的,都可能有理和正确,但合成起来可能变成谬误,最后有可能出现虽然是好意,但给经济恢复繁荣形成并不理想的结果。

供给的主要内容是从生产而来。因而,怎么供给,主要也是怎么生产的问题?如果从加快经济增长速度的视觉看,在劳动年龄人口收缩、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方面考虑,通过高智能人力资本、数字经济、智能制造、无人机工作等,快速地扩大生产能力,是加速经济增长的关键。

我认为,中央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战略,同时也提出了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为主的总需求,理顺国民经济国内国际大循环的战略。这是一个战略组合,缺一不可。部门和地方在促进发展与体制改革时,不能对战略进行分割或者偏颇。

二、劳动力初次分配和都是一些什么样的劳动力?

然而,生产不仅是生产本身,而且是一种对生产的初次分配。从投入、产出和分配视角看,一是其中劳动、资本和土地各自投入了多少,二是劳动报酬、资本利润和土地地租各自是多少,实际也是各自分配多少。因此,生产和初次分配密不可分。

第一个就业结构的现实是,中国202374041万就业劳动力中,16882万人从事农业, 在农村中从事非农业工作的有9351万人,17658万人是农村进城从事非农业工作的农民工,总计43891万人。整个低文化知识水平、低人力资本含量、低工作技能、低技术工作领域的就业,占了总就业劳动力的60%

从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结构现实,以及国家统计局分类统计数据看,2022年在城镇国有、集体和其他所有制单位就业的劳动力为16701万人,私营企业就业为14501万人(笔者根据相关数据推算而得)。我们将其看成是正规就业,其占总就业的42.67%,而非正规就业比例为57.33%。即使考虑农业中就业正常比例应当为10%和农民兼业工作情况,则非农业中非正规就业占中国总就业比例为47%左右。

三、劳动贡献收入初次分配到了哪些群体及其各自的比例?

第二个要素投入产出初次分配现实是,因2023年一些数据在统计上还查不到,我们来看2022年工资分配的情况。一是城镇各类所有制单位(除了国有集体外,包括上市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公司和外资公司等等,不包括私营企业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为114257元,工资总额是190820亿元。二是因为没有统计公布的私营企业职工数据,我们先从人民生活统计项中将全国工资总收入算出来,可支配收入中居民工资人均收入是20595元,乘以当年141175万人,是286006亿元,减去城镇各类所有制单位工资总额为私营企业职工工资总额95186亿元,统计局公布的私营企业职工年平均工资为65327元,相除当年私营企业就业职工应当为14501万人。也就是说,全国劳动者正规就业工资收入占当年GDP的23%。

四、选择什么样的“劳动收入”循环流动链?

我们设想两种循环:一是主要让劳动更多地创造财富,使其在初次分配时,就获得理想的收入;二是主要让技术进步和产业创新更多的创造财富,特别是用无人工作技术替代劳动力创造财富,初次收入分配更多地流入人力资本含量高、技术、数字和高技术资本所有者的帐户中,国家再通过收税的方式,转移给未能参与创造财富的低知识、技术、技能和资本所有者家庭。

我们分析到这里,问题就来了:技术创新创造财富与低人力资本含量和低技术领域就业的劳动力有什么关系?从供给方面看,加速经济增长,仅从生产力看,力度最大的是,数字经济发展、产业技术升级、实物产品智能制造、非实物智能服务,特别是加快无人制造和服务,可能会创造无限多的供给。但是,从生产的初次分配看,与24%左右的16882万农业就业人员无关,与农村中9351万从事非农业就业的人关系不大,与17658万进城农民工等就业人员关系也不大。由于这些新的生产力基本是减少人就业的领域,可能会使更多的人失去工作。

紧接着是第二个问题:在初次分配与再次分配中怎么选择?将重点放在生产财富在初次分配后,国家对创新利润加大再次分配。通过数字经济、智能制造、智能服务、无人工作等生产力,因为这些领域是高知识、高技能、高技术、高技术资本等要素在生产,虽然会创造无限的生产力,但初次分配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流向这些要素的所有者。那么,能不能向这些要素收入课以重税?难度是,各地都在减税让利,发展创新产业;技术产业发展在全球竞争,你的税高,创新竞争力就下降;要想从高知识、高技术、高技术资本所有者征税过多,则创新技术、资本和收入等,可能向征税低的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流出。

另外,一个国家大部分生产由技术和资本创造,劳动者对生产的贡献越来越少,初次分配比例越来越低,再分配比例越来越高,将遇到这样一些问题:生产力水平是不是已经很高?国家是不是想将很大比例本应当工作获得收入的人口,全部用福利保障起来?国家财政税收体制准备没准备好?

四、现在劳动收入到消费需求的流动是什么格局?

目前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流动到什么人口结构中的呢?2023年,居民可支收入占GDP比例为42.57%,其中全部转移支付(包括横向赠与、务工寄回等,还有纵向政府民生等转移支出)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8.51%,占当年总GDP的8.52%。笔者不知道其中横向和纵向各占多少。假设各为50%,2023年政府教育医疗住户等民生支出占GDP比例为7.7%,这里再将广义上可能没有计入的3.18%算进去,2023年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例为45.75%。这比样板国家低水平55%,低了9个多百分点。

更大的问题发生在这样的人口领域中,2023年农村常住人口47700万人、城镇农民工等常住流动人口24058万人、城镇户籍市民人口67501万人,其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14720元、42208元和56450元,各自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总规模分别为70214亿元、101545亿元和381085亿元。也就是说,33.83%的农村常住人口、17.07%的常住城镇流动人口和47.88%的城市户籍市民人口,分别分配了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的12.70%、18.36%和68.93%。也就是说50.90%的农村户籍人口只分配了居民可支配总收入的31.07%。

消费支出与生产及其过剩的循环关系是什么?2023年居民消费支出总额为377735亿元,占GDP的比例为30%,即使加上政府转移支付教育医疗住户等的7.7%,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为37.7%。比标准样版低水平国家低20个百分点。

更加扭曲的问题是,2023年城农村常住居民人口、城镇务工等常住流动人口、城镇户籍居民人口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为12218元、33873元和35892元,分别消费支出的总规模为58278亿元、77174亿元和242283亿元,各自消费支出总额占GDP的比例分别为15.43%、20.43%和64.14%。也就是说,占总人口比例50.90%的农村常住和城市居住的务工流动人口,其消费支出占总居民消费支出的35.86%。

五、制造业产能怎么就利用率不足了?

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例从2006年的32.45%下降到了2023年的27%左右。当然,制造业比例在工业化后半段长期下降是一个趋势。但是,从51%的农村和城镇常住流动人口看,其一般消费品、耐用消费品、汽车、房屋家具、卫具、厨具、装修和装饰等工业化发展的享受水平,仍然处在中期阶段,并没有结束。

现在接着又来的问题是,能够依靠人力资本高含量、高智能、高技能、高技术和高技术资本创造巨大生产力的人数可能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就算0.5%,也就700万人,加上家庭其他人口,2100万人口。他们的收入消费率很低,估计平均不到10%。如果24%左右的农业劳动力目前太低的收入水平提高不了,城镇和农村47%非正规就业劳动力的就业不能稳定和收入不能提高,如果私营企业单位与国有集体公司外资等正规单位相差近一倍的工资水平得不到提高,那么从人口的消费支出结构就可以看出,消费需求不可能理想地扩大,制造业利用率不足的问题,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六、51%人口的收入提高和消费增强应当依靠体制改革

技术进步等创新的巨大生产力发展,需要有居民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的可能性边界。从思路上,生产方面,要素投入要考虑80%低人力资本含量、低技术水平、低技术生产领域劳动力的利用。可能让他们都就业,在生产领域就可以获得初次分配的收入,在强力推进创新发展经济的同时,70%的精力,还是要放在通过生产要素配置的体制改革,大量地选择适度技术,发展劳动密集产业,稳定传统生产领域方面。

中国目前的最主要问题,是总需求不足,需求不足中是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居民消费需求不足中是52%的农村户籍居民消费需求不足。中国的生产力并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中国想主要通过创新生产力成果的再分配,去提升52%人口的收入和消费,能不能生产出巨额财富、国际竞争允不允许、税收财政体制可不可行、新技术高税收体制会不会向外挤出技术,都存在着疑问。

笔者并不反对强有力地推动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而且认为,中国经济要在国际上有竞争力,依靠科技进步获得巨大生产力,这是必然之路。

面临的选择是:提高这51%人口的收入和增强他们消费能力,是调动农民个人和农户家庭的积极性,还是重新组织起来发展经济,二者比较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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